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政党，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党的执政活动和执政能力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国家治理成效的决定性因素。

追根溯源，奥托·迈耶创造这一概念是为了确立先法律后行政的规范关系，故应严格按照字面意思重译为法律先定。法律前置于行政，行政以法律为前提和基础。

在德国当时的君主立宪制下，法律先定虽只是相对、有限的先定，但从两个不同方向有力推动法律介入君权与行政权之间，进而逐步拉开君权与行政权的距离，持续调整君主—议会—政府三角关系。虽然这种关于专属事项的授权禁止是法律保留的重要内涵，但毕竟是后发而生的部分内涵。阻止它（执行权）......的独自先行，我们称之为法律的先定。很长时间内各邦宪法仅在征税与支出两个领域规定议会拥有同意权。当时的法律先定其实是一种阻碍权（Verhinderungsrecht），议会并未获得真正的决策权（Gestaltungsrecht）。

随着民主浪潮推动国家权力的分化，法律与法令也开始发生概念分化，两者间界限逐渐清晰起来。他认为法律保留的宪法依据主要落在宪法上含有由法律规定或以法律规定的条文上。因此，将第二种情形，即后制定的上位法与先制定的下位法相抵触的不加区别地纳入裁决或审查机制的处理范围，不仅没有必要，也不合理，应通过建立相应的法律适用规则来处理。

就其功能与目的看，授权立法是本位立法主体在时间、经验、人力不足时的权益之计，旨在借助国务院或地方立法主体的人力、智力优势，通过它们先行立法，暂时满足国家、社会对法律的迫切需求，同时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正式立法积累经验、创造条件。但是，从法律解释的实践情况来看，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若干解释不规定施行时间外，绝大多数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都是不溯及既往的。这是因为，基本性标准属于同义解释，多元标准不过是对重要性标准的具体化。就其内容和表述方式来看，与正式立法没半点差异。

第一，《立法法》第94条与第95条相互重复。结语 为简明起见，可将全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将第9条中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修改为：但是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民事基本制度，以及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等事项除外。

（十）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第10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国务院授权的，如《关于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24 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在深圳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国函〔2022〕15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北京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批复》（国函〔2021〕106号）等。为此，建议本次修法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后半句规定溯及既往原则时，仅涉及有利法律溯及原则。2.程序规则的溯及既往 第93条前半句从法律形式的角度划定适用范围，还忽视了法律规范的性质和内容的差别。比较两种观点可以看出，第二种观点赋予法律适用者更大的判断权，对法律适用对象权益的保护更有利。其五，对其他部门法配置立法权的行为做原则性规定，对以暂行和试行命名的立法设定暂行或试行期限等限制性条件。

在这众多标准中，值得肯定的还属重要性标准，即基本法律调整和解决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关系和问题。因此，这种情形是由下位立法主体的过错造成的，是下位立法主体应当避免也可以避免的，它的形成违背了立法的位阶和效力制度。

以暂行命名的地方性法规12部，地方政府规章414部。其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我国立法权配置的两套话语体系。

202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赋予海南自由贸易港特别的立法权。可能的话，应为衔接两种立法权的配置方法留下衔接端口，至少应为其他法律采用第二套话语配置立法权规定必要的原则，使其他部门法在配置立法权时尽可能与宪法、立法法配置的立法权相匹配、相协调。其三，将第10-12条调到总则部分，并将第10条第3款修改为：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并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的意见。第95条规定：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一致时，由有关机关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作出裁决：（一）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这些规定完全可以一次性表达为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分别、反复表述反而不利于解释与适用。这就说明，大多数暂行法、试行法名不副实，立法者使用这一名称比较随意，不够规范，很大程度上是对其立法责任的先行推脱。按第二种解释，只要法律在内容上是一个有利的特别规定就可以溯及适用。

在第二种情形下，下位立法主体立法时尚不存在上位法，或存在上位法但与其保持一致，但后来上位立法主体制定了上位法或对既有上位法作了修改，下位法还未来得及修改，致使其被动与上位法相抵触。我国宪法、立法法与其他部门法在配置立法权时使用了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其中一套话语表述为事事项事务等。

不同于基本法律与普通法律的划分，法律的绝对保留事项与相对保留事项的划分不是依据立法主体的权威性，而是依据对立法事项授权立法的可能性：绝对保留事项意味着该事项是不能授权立法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亲力亲为，相对保留事项则是可以委托给国务院等其他机关代为立法的。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又一引擎，我国先后建立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

本次修法时，可考虑进一步明确法律绝对保留事项的范围，使其更加合理化。因此，这种抵触是我国多层级立法体制下法律发展的必然结果，下位立法者没有过错，符合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

这两条中的其他事项和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事项所指应属于第一套话语体系。二、法的适用规则问题 2000年《立法法》就法的位阶、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不溯及既往等法律适用规则做了规定。其实，在现行体制下，对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所采用的基本是裁决或者审查机制。这两类情形有本质区别，不可同等对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法释〔2022〕14号）于2022年2月15日通过，2022年5月1日才施行。例如，《宪法》第62条和《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第11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在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发现，今年仍有大量暂行法或试行法被制定出来。

但这一规定仅适用于地方性法规的先行立法，不适用于地方性法规的执行性、自主性立法，更不能适用于行政法规和规章，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这种交叉性又必然导致地方立法权配置的矛盾性，即地方立法在处理某些事务时，也可能需要如限制人身自由、吊销营业执照的重器，但又没有采用此类重器的权限。

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例如，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对于该法实施前已发生的行政争议，应当适用该法予以处理，不可能将该法仅适用于其实施后的行政争议。由于这种差异，基于两种表述方式授予的立法权大多具有交叉性。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地方性法规自主性立法权中的地方性事务概念的界定，却忽视了地方立法权配置的整体性、协调性问题。

第82条规定，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作出规定。其二，谈及法律、行政法规时有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的前提条件，谈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时却无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的前提条件。

《民法典》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第13条规定：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

乍看之下，地方政府规章享有较为广泛的立法权，它不仅可以就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作出规定，而且可以在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就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事务先行作出规定。例如，《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